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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十娘｜一场从美国到中国的漫长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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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通往后院的门边，将手机里跳出的短信看了几遍。短信来自我在爱达荷上学时的好友瑾。我前些天辗转找到失联多时的她，托请她帮打听我们留学时代的北京同学于青的消息——我没说生死，这点我们心照不宣。之所以托瑾去打听，是因为知道她的公公和婆婆与于青的父母曾是煤炭部的同事，对于家的情况相当了解。十多年前，正是来美探访儿子一家的瑾的公婆告诉我，车祸后一直昏迷不醒的于青被安置在煤炭部唐山疗养院的情况的。
瑾的短信很简洁, 中英文夹杂：“于青 has passed away after 18 years she moved back to China. She stayed in 煤炭部的疗养院（在唐山）and her mom stayed with her until she passed away" 在这迟到的不幸消息里，关键语句是 “于青在回到中国18年后过世”，也就是说，于青已离世十年。
在这一消息没得到确认的过去二十八年里，我虽早已有心理准备，待终于等见尘埃落定，面对着后院一角那朱槿被北加州冬雨洗得青翠欲滴的一树繁枝，悲从中来。我下意识地扳着手指：于青是在2008年去世的；那一年五月，四川汶川发生了惨绝的大地震，二十多万人丧生；也是那一年，八月，在于青的家乡北京举办了奥运会。在这些重大的时间点之间，是于青在无知无觉中寂静地离开，一如在二十八年前的冬天，她在美国西北的漫天大雪中被推上飞机的时刻。2008年的世界，其实已经与她脱离了18年的干系。我低头再看了一遍瑾的短信息，目光停在最后一句：“她的母亲一直陪到她离开。”——到那个时刻，她母亲已经在她的床边陪了十八年。
我将当年于青送给我的那只精巧的日本产描金骨瓷小杯一直带在身旁，晨昏里漱口刷牙都会用到它。这些年来，在时光不舍昼夜的飞逝中，眼睁睁送走了一些原本生龙活虎的亲朋熟友，已知“学会接受”是当下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只是于青的离别在我一身青涩、在美国大地上遇到人生第一个冬雪的季节里偷袭而来，令人猝不及防，又历经了近三十年，才在黑暗的时光隧道中传返回音。在她那人生苦长的跋涉被确认终结的时刻，人到中年的我也终于能够坐稳下来，将这道别记写下来。
第一次见到于青，是1989年的二月，在美国西北的风雪中。
我在那个早春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经转洛杉矶、旧金山，在傍晚的漫天大雪中飞抵离美国西北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很多年后，这个华盛顿州的中型城市因科幻作家刘欣慈在那儿获科幻小说“雨果奖”而为中国人有所了解，此乃后话。
我在斯波坎迎见人生第一场雪，兴奋莫名，却对在能见度不足一米的暴风雪中行车的危险一无所知，竟一路叹息来接我的车子走得太慢。小车爬行般地走到深夜，才到达邻州爱达荷那个叫“莫斯科”的大学城。美国有很多小城镇以外国地名命名，这个莫城的拼写与苏俄首都一字不差，这使得我的邮件有过到苏联莫斯科转一圈后才到达的经历。我将要在那里的爱达荷大学读研究生。
最初的几天，为时差所困，完全分不清西北东南。门外是一片银色世界，除到雪地里蹦跳拍照之外，就是接待系里和公寓近邻的中国同学前来看访。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有缘万里相会于异国小镇，一见如故，感觉很亲切。我注意到楼下也有好些中国同学在频繁出入，很快了解到，小区里有位来自上海交大的物理系学长竟在我到达的当夜的大风雪中因车祸去世，那些进进出出的是帮助料理后事的中国同学。这不幸的消息，让我对那天夜里的雪地之行感到了后怕。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各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不多，大家的关系就比较近，互相间走动频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抱团取暖。我很快就跟系里的各位中国同学熟起来。两三天后，忽然有个早晨，小区里的一东北同学又过来闲聊，他站到窗口往外看着，忽然叫道：那是于青！我之前已听大家多次提到过系里这位北京女生的名字，好奇起来，也凑到窗前往外看。
那是个雨雪初停的早晨，天还黯着。我住的公寓在校园里，与系里大楼的停车场隔一条小溪，步行到系里只需两三分钟。我看到雪地里一个踽踽而行的女生背影，正向着小溪上的木桥行进。她背着双肩包，身穿一件长及脚踝的深藕色羽绒大衣，这是来自南疆的我不曾见过的同学。我后来发现北京来的女同学好像人人一件，没有的也在寻托国内的亲友给带来，想来应是当年北方的流行时尚。也许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强化了记忆，于青的出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在我的小说里有过反复的投射，成为纪念。
于青当时租住在离我们公寓不远的美国人家里，穿过我们公寓前的停车场去学校，是最便捷的上学路径。大概因她一直都未曾出现在轰隆隆来去的中国同学中间，于青在雪地上目不斜视一路前行的形象，给人一种孤高的感觉。想起同学们谈到她时，口气里多少带点难抑的艳羡，我对她更好奇起来。
八十年代的中国刚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经济崩溃，人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贫穷。中国自费留学生若拿不到美国学校的资助，就要靠假期或课余时间打工挣钱去支付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简直是天文数字般的学杂费，身心备受煎熬。而北京姑娘于青幸运地投在了NASA（美国航天航空总署）在电机系的超大型集成电路研究中心主任、爱达荷大学的大教授麦奇门下，学费获全免之外，每月还有近九百美元的生活费，让我们这些被美国人称作来自“共产中国”的穷留学生们想不羡慕都难。在于青之前，能在电机系这种热门科系里拿到资助的中国留学生可谓凤毛麟角，更别说成为校长都要让其三分的大教授的研究生了。
我在系里与于青正式相识。她身高约有一米七十，齐肩直发，举止很有些男子气，结实高壮，是我心目中典型的北方姑娘的样子。我在南方算高个子，自幼身高在同性里总是超过平均线，可一到美国就发现不仅美国人牛高马大，系里中国同学又以北方人居多，那些北方女生们不仅比我高大，还很泼辣干练，气场又大，让新来乍到的我总有些跟不上的感觉。虽然大家年龄差别并不特别大，她们却多半已在中国就结了婚，一个个不是忙着要接先生来团聚，就是一门心思经营小日子，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在美国找工作办居留，带着很重的烟火气息。于青虽然看上去有假小子的派头，可毕竟待字闺中，跟系里风风火火的女生相比，说话声音要轻得多，有一种女孩气，让我有好感。我刚从中国来，对美国一无所知，喜欢穿印着卡通人物的衣裳，头上别着各色发卡，虽口袋空空，仗着年轻，总觉得牛奶面包都会有的，整天没心没肺地傻乐，可能也让于青有认同感，所以见到总愿跟我多聊几句。系里那会儿跟她最要好的女生是上海姑娘小胡。上海交大毕业的小胡当时已经订婚。她的未婚夫是她父亲的学生，已在加州工作。小胡一门心思就是快点念完学位去加州，在系里也很少出现。说起来，我还是在小胡手上第一次见识了订婚钻戒，好不惊艳。这是题外话了。
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于青一路从学校到学校，人生经历简单而顺利，这点我们也相似。她本科毕业于北京轻工学院，学的应该是与电子或控制相关的专业。她在家里三兄妹中排行老小，上面有姐姐和哥哥。于青的父母当年都在煤炭部工作，父亲时任煤炭部某司司长。我从平时的聊天里了解到，作为家中老小，于青是父母最宠爱的孩子。“我是我爸的掌上明珠”——她自豪地告诉我。
大学毕业后，于青由在台湾当医师的舅舅作经济担保来美留学深造。在拿到麦奇教授的资助前，她的学费和生活费是由舅舅负担的。跟其他要靠假期到处打苦工挣学费的中国同学相比，于青可说在美国没吃过什么苦，更别说又很快拿到了系里的经济资助，大家讲起来都挺羡慕。
出事路段一带的美国95号公路环境
到了1989年夏天，一放暑假，中国同学除拿了资助能在学校里为导师做科研的，几乎都跑光了。大家奔往全美各大都会地区，投亲靠友找工打，要利用假期挣出下一年的学费。我也订了去纽约的“灰狗”长途汽车票，打算坐车去往东部，投奔在新泽西的朋友莉莉夫妇，找些工打打，一来挣些学费，二来也顺便看看美国。
于青留在了莫城过暑假。她在导师麦奇教授的推荐和帮助下，在学校经管系为州里的企业高管们举办的暑期培训班里谋了个差事，干点组织服务的活儿，类似秘书的角色。跟一般同学暑假里打的中餐馆侍应生、小旅馆清洁工之类的活儿相比，于青找到的工作档次高多了。
暑假结束后, 回到学校就听于青说她在夏天里过得很开心，开学前还跑去洛杉矶找同学玩了一趟。她不经意提到的迪士尼乐园，好莱坞环球影城，星光大道，天使之城的八车道环城高速公路等等，在我听来是那么令人神往。她绘声绘色地讲了自己因在洛杉矶繁忙的高速公路上发怵，车速过慢而被警察拦截的经历。这可是新鲜事呢，于青强调。她只得老实地跟警察说自己刚从爱达荷过来，乡下人从没见过LA高速公路这排山倒海飞车阵势，给吓坏了。警察听了一笑，不仅没开罚单，还用警车开道，给她领了好远的路，直将她送出高速公路。这个故事让我对她又多了几分佩服。
开学不久，大家很快都知道了于青在普尔曼的一家高科技公司找到了工程师的工作。普尔曼是华盛顿州立大学所在地，离我们所在的莫城只有七英里，不过十几分钟的车程。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这些1949年后新中国第一代出国留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还在念书拼学位，因移民法等各方面的限制，毕业后能很快找到工作的人很少，于青又走在了大家的前面。大家都赞她真有天之骄女的幸运，一切在别人那儿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的事儿，在她总像得来全不费功夫。于青听了只是笑，当然很开心。
我们那时见面的机会少了，她要尽快做好论文答辩，好早点去上班。待拿到硕士学位后，公司会帮她申请专业技术人士的第二类优先移民。我又从同学那儿听到公司给于青的年薪是三万来美元。这在我们那大学城里可以买一栋中等价位的房子了。这令人羡慕的消息让正在打工拼读的中国同学受到很大的鼓励，美国梦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生活”，由于青先行的脚步，让年轻的学子们得到安慰。大家都觉得，于青能做到的，自己通过努力肯定也能做到。
于青在新年过后就去普尔曼上班了。她买了一辆咖啡色的二手丰田双门小跑车，看起来很拉风，意气风发地一脚跨入了美国白领生活。于青决定仍住在莫城，一是她的同学朋友多在莫城，二来虽说华盛顿州立大学规模更大，学生更多，但普尔曼那小城却更为乏味，连个像样的购物中心都没有，普尔曼的居民若想逛个有点档次的店子什么的，还得开车奔莫城来。两座大学城之间主要靠一条双向道的高速公路连接，两边是连绵起伏的缓坡地带，春秋天里的麦田和野地风光十分迷人。她每天油门一蹬，小跑车在这样的风景里穿行十来分钟就能上下班，很是惬意。
上班后，于青的经济条件大为改善，跟我们这些穷学生不可同日而语。只隔几周再见到她，不说鸟枪换炮，也真是旧貌换新颜了。九十年代初期的美国，白领上班的着装还很有讲究，高科技公司里人人中规中矩，像今天这样穿着牛仔裤T恤大球鞋上班的人绝无仅有，女生还都要着裙装，这风气在相对保守的美国西北部更甚。于青一改在校时的简朴衣装，穿起漂亮的西裙和衬衣，配上呢大衣，足蹬高跟鞋，还化起了淡妆，有了点白领熟女的味儿，引得对时尚从不乏兴致的我真诚地夸赞。于青听了很高兴，总说什么时候约了一块儿去逛店，帮她挑些衣裳。我当然总是连声应允。
于青的公寓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小区里楼群不少，但有点老旧。我们到时天已黑了，很冷，灯光有点暗，一路走过长长的窄陡楼梯，上到二楼，还要穿过很长的走廊。于青的房间在走廊尽头，给人一种神秘感。公寓里的客厅和厨房都相当大，家具不多，看上去也挺老旧，想来是房东提供的。虽然我总觉得整个空间太空阔黯淡，但比起一般中国同学几人合租一个小小公寓的格局，感觉还是奢侈了。那夜我还见到了于青的发小、北外英文系毕业的女生小胡。文弱的小胡已婚，先生当时还在国内，是于青帮忙联系到教育系读研的。我们一起包饺子过年，听于青说起，她父亲春节后要带部里的一个团访美，她会去加州与父亲见面，也争取让父亲能到这儿来看看。那年头能有家里人来探亲的中国同学很少，大家都为她感到高兴。我们说说笑笑，一直玩到深夜。
整个夜里，于青厅里的电视一直开着，权当背景音响。在派对差不多结束时，屏幕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长黑袍的蒙面女子在窄巷里疾走的镜头，一群黑袍追兵在急跑，黑影憧憧，接着刀光剑影，大家也许已意兴斓珊，也可能真被那突然出现的诡异画面抓住了，顿时安静下来，盯着屏幕看起来。原来这是个恐怖鬼片，追来追去的结果，是那黑袍女子被砍了一刀，人头落地，群魔乱舞，鬼哭狼嚎，画面越发血腥恐怖起来。大家纷纷起身道别。于青笑盈盈地将我们送到门口，大家互祝新春快乐，各自归家。
在暗暗的灯影里一路出来，我眼里老晃着刚才在电视里看到的恐怖画面，觉得大过年里撞到这有点凶险，心里生出隐隐不安，只得自我安慰说是自己太神经质，等太阳出来，就会是又一个崭新的明天。
美国并没有春节气氛，更别说是在九十年代的西北部小城。大家躲进小屋一番庆祝之后，待天亮后推门一看，已是厚厚的积雪。清寒学子的生活还得继续对付下去，于是各就各位，又回到自己的跑道上了。
元宵一过，转眼就到二月中，迎来了美国的公众假期“总统日”。这是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生日定义的节日，学校停课一天。这时虽仍到处积雪，气温也很低，但雪已明显下得少了，放晴的日子多起来。大学城的生活很是清素，人们冬季里基本都不出门，早就憋坏了。恰逢总统日长周末，天气晴好，学校刚开学不久，课业还不重，大家纷纷相约出门走走。离莫城比较近的大城市是华盛顿州的斯波坎，约两小时车程，人口二十来万。中国同学去那里主要是逛越南人经营的东方杂货店，那时中国大陆出口的东西在美国罕见，店里主要卖的是港台产品。中国同学只要跑斯波坎，手里肯定揣着一堆条子，列满大家捎买的南北干货和罐头之类。我来的时间不长，也托同学帮买过香菇粉丝黄花菜榨菜辣罗卜之类。另一个中国同学爱去的邻近城市是距离莫城四十分钟车程的爱达荷州的刘易斯顿市。这个城市是北爱达荷地区第二大城市，当年市区人口不过三万多人，加上紧邻的华盛顿州克拉克市，形成双子城格局，分别以十九世纪为加州淘金热探路经此地后落脚的探险家刘易斯顿和克拉克得名，整个地区有六万多人。
刘易斯顿坐落在美国西北大河蛇与清水河交汇处，离建在美西第一大河哥伦比亚河和蛇河上的大坝只有三十英里，成了内陆深水良港，可以走海运船，商贸流通繁荣。当地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和造纸业，也有一所不错的州立大学。整个城市沿河而建，地势比莫城低，从莫城到刘易斯顿，在平缓的丘坡和森林地带沿美国95号公路跑上一阵后，就会突然在高坡上望见前方谷底气势雄壮的河流，沿长坡曲折而下，一路景色非常壮观，最后落到坡底的城里。我那时还不会开车，搭同学的顺风车去过几次刘易斯顿，与其说是去逛街购物，我更喜欢的是看那一路的景致。中国同学都知道城里什么店的食品便宜，虽然大家兜里都没钱，但有空开个半小时的车过来走走，到购物中心看看漂亮的橱窗，也还是觉得比老待在小镇有趣些。
于青的公司长周末也放假。她一早来电话，说天放晴了，想不想出门走走。聊了几句，她便建议说去刘易斯顿逛逛店，说过节了，又值换季，店里会有很多商品打折，如今上班了，需要些正式的衣装，想买连衣裙什么的。这就是说，我们那天去刘易斯顿是临时兴起的决定。我没有添置新装的预算，但放假没有作业，能出门散散心，顺便看看时装，心里高兴，连声答应下来。她还约了甲，可甲在赶论文，说就不去了，后来回想，若甲去了，肯定坐在后面，后果不堪想象。
于青的车很快就停到了我的公寓楼下。作为美国新鲜人，我那时还基本保持着从中国带来的生活习惯，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休闲逛街时的穿着要比上班上学讲究。我那天特地穿了条姜黄色的A字长裙，厚厚的肉色连裤袜，白色蝙蝠袖纯棉针织衣，胸前是藕色黑边的抽象大花，一双在上海买的乳黄色平跟皮鞋，外面是一件我非常喜爱的豆青色“长城牌”长风衣——我当年在英文课上第一眼见到我们时髦的精读老师身上的同款，就着了迷，逛遍全南宁，终于寻到一件，举债六十元购下，来美国也没忘塞在箱子里带来。还拎了一只从上海南京路淘来的人造革黑手袋，扑了薄粉抹了口红，完全是九十年代初中国时髦女青年出门逛街的派头。于青坐在车里，笑着看我一路下楼上车，像美国人一样热情地夸了我几句。她到底来美国久些，休闲日里穿得很随意。她那天穿的是针织厚毛衣，牛仔裤，脚上是一双半旧网球鞋，外面套件羽绒大衣，看上去还是像个女学生。
待我上车坐好，于青将车子开出去，在我公寓边的加油站停下来，说要加点油。我坐在车里等她，看着她敏捷的背影，我记得很清楚，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于青像个男孩性格，应该系好安全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闪念后来救了我。
话说我刚来美国时是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的。我在暴风雪中到达的第一天，就传出了公寓楼下一位上海交大毕业的男生在雪地里出车祸身亡的消息，听到中国同学悲叹说，如果他当时系了安全带就可能有救的，又提醒我在美国开车最重要的是要系安全带，这也是法律规定。我对此一直半信半疑，总觉得难以理解一条安全带怎么能救命。就在和于青出门的几天前，我在学校图书馆翻报纸，看到地方新闻里有条消息说的是前些天在刘易斯顿的大坡上出了大车祸，车虽毁了，但因车里的人系着安全带，没导致大伤亡，文章还专门强调，民众切不可忽视系安全带的重要性，专家也指出，安全带可将车祸死亡率降低百分之五十以上。真可谓听者有心，这些话让我记住了。我那天不仅认真地系上了安全带，待于青加好油回来，还特别提醒她，确认她也要系好安全带。跟我相比，她是老美了，开车系安全带对她是呼吸般自然的事，她大概见我那么认真，还笑了说：是的，要系好。
我们说笑着上路。早晨九点多钟的光景，天开始放晴，太阳也出来了。车子三转两转，一会儿就出了小镇，往正南方向，转上了US 95号高速公路，直奔刘易斯顿而去。US 95号公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高速公路，北起爱达荷州与加拿大交界处，南抵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边境，在爱达荷和内华达州是主要的南北交通干线，在爱大荷境内，95号公路经过的基本是人烟稀少的地区，很多地段都是双向车道，多年也不曾大规模的扩建，沿途多是河流山川和大森林，风光自然优美。
莫城距刘易斯顿约37英里，在到达刘易斯顿所在的河床地带前，US95号公路已离开爱达荷著名的大森林区，我们的车子基本是在平缓的丘陵地带跑。路边的田野宽阔无边，风雪已停数日，路况很好，车子也不多，偶有弯道，让四野风光更显迷人。出城不久, 视野豁然大开，一望无际的平原尽头，连绵的高山顶上白雪皑皑，忽隐忽现。这一切于我是如此新奇，忍不住连声惊叹。于青也很开心，两人说说笑笑，最后还你一句我一句地念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之类的句子。看着路边田野的积雪在融化，感到春天已在走来，心情大好。说笑间，开始出现几处缓弯道。我那时还不会开车，对车速没有感觉，完全没觉得车速很快，而且感觉四野开阔视界清晰。我后来无数次被要求向警方、律师及保险公司和同学朋友还原当时情形，大家问及我对出事时车速的估计，我都答说应该在时速60英里左右。大家的反应让我明白，在这个路况下，60多英里的时速应算正常，虽然路牌提醒的是时速50英里。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路况很好，路面没有积雪或结冰，车子转过的最后一道弯也不急，这只能说我们遭到了命运的伏击。
于青当时正在转弯，车子抖了两下。我只注意到前方对面车道上，十几米外有车子过来。于青可能感到刚转过弯的车子飘起来，有沿切线方向冲出公路的可能性，她应该是紧张地踩了一脚刹车，车子突然晃了一下，几乎与前进方向来了个90度急转，直冲过公路中间的双实线，向对面的车道冲过去。这时我发现对面车道上的车子急速驶来，已近在眼前。我这侧车身与来车的车头成90度正相交状态，也就是说来车正朝我这侧飞速冲来，在那短暂的瞬间，我竟想到他们说的那个在大雪里因车祸去世的上海交大的小伙子就是因为车子冲过车道，被对面来车横腰撞上出的事。我大叫一声：“于青，我完了！”话音未落，就感到强烈的震动，伴着稀里哗啦乒乒乓乓的响声，车子剧烈翻滚，五脏六腑都被搅动，车里的物件四下飞转来袭。后来我在迪士尼乐园里一不小心坐上了疯狂过山车，被牢牢绑在座位上翻滚冲撞的时候，惊悚真切地觉得是噩梦重现。
我们的车子翻腾得异常猛烈，但历时不长。车子应该是先飞出路面，冲下田野，接着来了个360度翻滚，速度急速下降，最后停在了正常的位置上，带着速战速决的绝决。在整个过程中，我虽十分恐惧，但意识清晰，不曾有片刻的感知盲点。待车子翻转停定，一切归于静止，定睛一看，前车窗已呈大面积龟裂，车里一片狼籍，我被安全带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尝试数次，才得以解开。我转脸去看坐在驾驶位上的于青，她伏在方向盘上，我大声喊：“于青！于青！” 见她没有反应，我带上了哭腔，又叫起来，这时她开始在动，好像努力要抬起头来。我看到了她脸颊上有一道血流，立刻推开车门，跳下车去，跑过去她那侧拉车门，车门开得很顺利。我探身去扶她，只听到她很轻的声音，有气无力地：“好疼！你帮我拉一下”，我扶着她的肩，听她又说让我帮她提拉她的头，应该是什么地方有骨折，压得难受。我急得不得要领，不知该怎么拉，也不敢乱拉，转头往公路上看，想寻求帮助。这时，过路的很多车子沿着路肩停了下来，人们纷纷下车，朝我们这边赶来。
最早来到我们车边的是那几乎与我们撞车的白人小伙子和他的女伴。他一边走近一边问着“你们怎么样？”我一下子转身过去，紧紧拥抱住他，不停地发抖，哭叫起来：“帮忙！请帮帮忙！”他安慰着我，一边扶着我走回车子。这时，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子也快步过来了，说她是护士。我告诉她于青的要求，她说眼下还不清楚伤势，不能乱动，弄不好会让情况更糟。她随即上前俯身去看仍伏在方向盘上、表情痛苦的于青，让于青按她的指令移动手脚。在确认于青的脊椎未受毁灭性损伤后，女护士松了口气，轻轻地扶起于青，拧动座位边的按钮，将椅子降下，让于青在车里半躺下来。整个过程中，于青一直闭着眼，眉头紧蹙，不停地要求要帮她搬提脑袋，我听了很着急，一直追问护士能否给于青拉提一下脖子，护士婉拒。我对护士的专业精神是信任的，同时对于青的痛苦感同身受，却又帮不上忙，十分焦急。
这时，原本并不繁忙的公路的两边停出了长长的车阵，人们纷纷在打听能帮什么忙。我后来走过美国的东南西北，再没见过人们会为一辆出事的车子在公路边全线停车关注、大家都想法帮忙的情景，可见在爱达荷那个偏远而纯朴的地区，民风很是不同。
忙乱中警车到了。那是没有手机的时代，在这荒郊野外，一路也没见到有紧急电话之类的设施，想来是那些过路的人帮忙到下一个有人烟的地方找到电话叫来的警察。警察了解了基本情况，做着笔录，一边说已去电叫救护车。也许是心急，我感觉等了很久救护车才到。救护人员为于青做了初步检查，判断说于青的颈椎和腿部有骨折，但应该没有伤及要害神经，我松了一口气。随即又听到医护人员说至于脑部是否有内伤，需到医院检查方知。我当时太年轻，也没有任何应付车祸创伤的经验，完全没往颅内受伤的方向考虑，听了急救人员的话，当是例行程序，并没有任何担心，只觉得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了。
救护人员初步处理了于青的外伤后，将她抬上了救护车。人们渐渐散去。我跟着上了救护车，回头看了一眼于青那辆孤零零地趴在路边田野里的棕色小跑车。我这才发现，车顶在她那侧凹下了一大片。想来车子翻下路基时，是于青那侧先落地，最猛烈的第一下撞击发生在车顶触地的瞬间，然后车子急剧减速，随惯性翻过360度后停住。四面的车窗都已震碎，裂痕斑斑，车身也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但凡见过那劫后车子的人，都难以相信会有人从里面活着出来。
我匆忙地从车里拿了我们的随身物品，惊魂未定地坐上救护车，才意识到自己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痛。我脱下风衣，看到袖口的血迹，那是从于青的伤口里流下的。于青平躺在救护车中央，颈部已安上了支架圈，我告诉她我们现在去医院，她轻声呻吟着。我告诉她说，没有伤到要害地方。到医院处理一下就好了，于青一直闭着眼睛，只在我问她是否疼时，才说很疼。我注意到一点，车祸发生后，于青没再说过英语，哪怕是很简单的语句。我后来了解到，人类的母语被储藏在大脑里一个特定区域，而其他语言则散布在大脑中各区域，一旦大脑受损，人失去外语能力的概率就比失去母语的几率大得多。
车祸发生时，我们的车子已经走了过半的路程。救护车经二十分钟左右的疾行，抵达了刘易斯顿最好的医院之一——圣约瑟夫医疗中心。那是我在美国第一次走进医院。四周漂亮清洁又安静的环境与我熟悉的中国医院的杂乱拥挤有天壤之别，让我本来紧张的情绪有些放松下来。
于青被从急诊部的大门推入，马上进行各种检查。我在前台帮着填了些基本的表格，美国医疗体制对急诊病人是救治第一，我报不上于青的医保信息也完全没问题，也没让我去交任何费用。
到了这会儿，我才想起要给莫城的同学朋友打电话通报。那时只有座机，我对着医院的公用电话，发现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起任何电话号码，只好不停地试着各种数字组合。好不容易拨通了甲的住家电话，无人接听，可我已怎么都想不起甲在系里的办公室电话。又去试别的同学电话，好一阵，终于打通了系里老李家里的电话。当年四十出头的在读博士老李是老三届，出国前是广州华南工学院的教师。平时系里的中国同学都将他当作老大哥，遇上重要的事情总会请他帮拿主意，他在广州军医院当过护士长的太太则是陪读太太们的主心骨，各家大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她问询。我语无伦次地向老李通报了车祸的情况，按老李太太后来说的，老李放下电话脸色煞白，抓上外套冲出门时，脚上的鞋子都穿反了。
打通了老李的电话，我回到急诊室外的等候区坐下。只见一个六十出头、西装革履的白人男子向我走来，自我介绍是教会的牧师，医院通知了他于青的情况，他过来看能帮点什么忙。我向他道了谢，不知该说什么，他就陪我坐在那儿。后来才知道，美国医院里总有义工或教会人士来义务为患者和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的。圣约瑟夫医疗中心是教会医院，有牧师来帮助病患和家属很正常。在于青住在圣约瑟夫医疗中心的日子里，这位牧师几乎天天都到医院探望，帮忙沟通和安排事情。
过了一会儿，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出来问谁是于青的亲友。我说明了情况，医生就说，检查结果显示颈椎有伤，腿部也有骨折，但没伤到神经，做小手术固定骨折处就可以了。眼下麻烦的是查出于青的头部除有轻微外伤外，前额上部因受撞击，脑前颅内有出血，看来开颅手术不可避免，已通知脑外科医生赶来。我一听就蒙了，追问是否很危险，得到的答复是要等脑外科医生来看过才能知道，如果刘易斯顿这儿没有做手术的把握，会用直升飞机送往西雅图的大医院去。
我再也坐不住，走到急诊部外的停车场里焦急地张望，我当年未经世事，突遇如此劫数，方寸大乱，只盼老李他们能快点到来拿主意做决定。很快，我看到一辆红色的保时捷跑车急速转进停车场，一个四十出头的英俊白人男子从车里出来，快步走进急诊部，直接近入后面诊室去了。这时老李和甲他们也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到底姜是老的辣，老李还带来了他过去的室友小刘。小刘是来自北京的医生，平时不苟言笑，处事为人很稳重，当时正在生物系读博。大家听我将情况很快地讲了一下，就见那位先前我在停车场见到的白人医生出来了。他自我介绍是脑外科医生，将负责于青的手术。按他的介绍，于青的前颅有小范围出血，要做开颅手术止血并切除受伤部分，他说创面不大，而且在小脑前部，手术难度不特别大。其他骨折的地方已固定，外伤也已处理。老李和小刘他们问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后，由老李签字，同意手术。这位大夫说，手术大约需要两到三小时。我们一行退出，在等候区等候。
西北的早春天黑得早，于青进入手术室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们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焦虑状态，完全忘了饥饿，在等候区紧张地等候着。
手术比预期顺利，大约只用了一个小时，医生就出来通知手术已经做好了。我们都很高兴，到楼上手术区的观查室去见刚从手术室出来的于青。只见她双眼紧闭，安静地躺在活动床上，头上缠着纱布，脖上架着支架，看着令人心酸。我们呼唤她的名字，说我们来看她了，并告诉她手术很顺利，会很快恢复的，让她安心休息，我们明天会再来看她。于青显然听到了我们的话，情绪开始激动，身体在抖动，虽然闭着眼睛，但全身反应很激烈，好像要讲话，护士见状，过来握住她的手，示意我们离开。我们轻轻退出。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有意识的于青。
我们站在手术室外的楼道上，为于青手术后的反应感到激动，只有小刘蹙着眉头，一言不发。大家问他的意见，他若有所思地说，还不能过于乐观，应该要去跟医生提出，给于青预服抗生素，以防颅内感染，这是中国医生对重大手术后的病人采取的常规处理办法，要预防在先。小刘又强调，一旦创面有感染，就会引起颅压升高，危及生命，就算不死，也会杀死脑细胞，而与其他器官不同的是，脑细胞一旦受损坏就无法逆转再生，后果不堪设想。小刘说完，就独自折返入内跟医生交流去了。美国医生拒绝接受他的建议，以美国对抗生素使用的严格控制，他们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小刘铁灰着脸，忧心忡忡地说，要等出了问题了再用药，那可就来不及了。
万万没想到，当我们第二天下课后赶到医院时，第一时间里听到的报告是于青的颅内创口有感染发生。她的颅压在升高，一直在沉睡。小刘绝望地说，这个时候再下抗生素已难以逆转，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我不愿意相信这样的悲观预言，满心盼望小刘多虑了。
小刘不幸而言中。每每忆及当年，都让人要佩服他的职业素养。如今小刘已在美国行医多年，能有这样资质的医生，会是患者的福气。
于青再没苏醒过来。大家每一次带着希望的呼唤，换来的都是她床前无边的沉寂。当“in coma”（昏迷中）成了常态，我们被告知应当着手做持久战准备，处理好善后事宜。于青的车子被拖到了刘易斯顿城里的一个废车场。当我再次面对那辆成了一堆废铁的咖啡色小跑车，想到仍在昏迷中的于青，真切地对命运的诡异、为人的无力深感震惊和悲伤。
车祸发生后，学校的中国同学会迅速通过中国领事馆联系上于青在北京的家人。于青的父亲还未及领团来美，就接到如此凶讯，全家顿时陷于痛苦深渊。反复商量之后，于青家人决定派她的哥哥于东来美。
于东很快办好了签证，来到莫城。于东比于青年长两三岁，身材健硕，是个足球好手。兄妹倆长得很像。于青跟我说过，她跟哥哥的感情很好。于东刚到时，临时住在我们公寓的客厅里。每天近距离地面对他的困境，焦虑和悲伤，又无能为力，气氛非常压抑。于青在台湾从医的舅舅不时来电。也许出于对同行的理解和保护，听于东提及医生在处理于青手术时可能的失误，于青的舅舅总是强调不要给医生找麻烦，更不要为此打官司索赔，要做好接受现实的准备。于东初来乍到，语言不通，外联、交通和生活等各方面都靠大家帮忙。那时跟国内联系非常困难，国际电话费奇贵，人们远没普遍使用电子邮箱，总是在夜间听到于东在厅里接听北京来电。日子一天天过去，于东没有好消息能安慰远在北京的家人，在深夜里留下一声声长叹，让人的心跟着下沉。于青醒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随着学期的进展，大家的课业也越来越忙，结伴去刘易斯顿探望于青的间隔也越来越长。
按美国的医疗和保险制度常规，病人过了高危期就会被安排出院，是不在医院养病的。昏迷中的于青生活无法自理，所需的维生营养液和基本医疗护理的费用，可由医保负担，通常有一百万美元的上限。家属可选择送病员到专业护理中心或回家照顾。于东面临艰难的决定。于青在美国没有家人，出院只能送往护理中心，他若要在美国陪下去，如果不去打工，生活无着。权衡下来，由于东作主，通过教会的帮助，将于青安顿到了刘易斯顿的一个护理中心，于东也开始去打工。
我在初夏的日子里去刘易斯顿的护理中心看于青。转过回廊，一路见的多是行动不便或卧床不起的老年人。从于青房间的窗子看出去，绿意盎然，对比着屋里谜一样的死寂，令人伤感。于青仍昏迷不醒，脖子上的支架已撤，脸上的表情安详，容颜看不出有明显的变化。床边的营养液无声地滴下，进入她的静脉。我站在那里，对着于青说了些安慰的话。没有反应。他们说这不重要，你尽管说，她的世界看似已于我们隔断，但她的大脑也许还能接收信息，只是暂时无法反馈，所以持续的刺激是有用的，这就是那些多年沉睡的植物人会突然醒来的原因。
终于听到了“植物人”这样的词汇，接着又听人谈到要处理褥疮这样的字眼，我含泪退出，希望这些信息无法传递到于青的大脑里去。站在回廊的尽头，我跟同去的朋友说，如果不幸进入这样的状态，你为我作证，我选择放弃。朋友说，光说没用，得写下来，要有字为证的。
时间如流水无痕，对人的顺境逆境一概略过，无所驻留，其有情无情，无以判读。在日常的轨道上，大家默然接受了于青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的事实。为了更长期的打算和节省开销，又通过教会的帮助和安排，于青给接回了莫城，免费入住到莫城的一处老人护理中心。
在美国西北这些相对传统的保守地区，教会仍是主要的社区组织，与中国的居委会有许多类似的社会功能。于青被送进莫城的老人护理中心后，日常的探视和关照就由城里的一家基督教会的义工担当起来。我正是在探视于青的时候，见到了莫城教会里常来照看于青的芭芭拉女士。 芭芭拉是虔诚的基督徒，看上去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衣着朴素，一头灰白的短发，将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基本都投放在教会里，称得上是神的忠诚使者，并以此为人生追求。我去莫城的护理中心看于青的次数并不算频繁，可每次都会见到芭芭拉，心里为她的付出感动。
转眼到了深秋，天气转凉，于青的情况仍未有改观。她的家人提出了接她回国的要求。按于青父母的想法，一是不愿让于青孤单地呆在美国，二来考虑到煤炭部在河北唐山有康复医院，对处理矿井事故中的重伤者有特殊经验。于青的家人希望能陪伴她，一起寻找新的希望。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很理解的家庭决定。可要将它变成现实，首先遇到的是经费问题。筹划下来，鉴于于青的特殊情况，航空公司要在头等舱里做特殊安置，同时需要两位护士一路护送，各种费用加起来，总共需要一万美元。这对九十年代初的任何中国家庭而言都是天文数字。芭芭拉所在的教会决定向社会募捐。
在冬雪初降的时节，于青的故事出现在莫城和普尔曼两个大学城的地方报纸《莫斯科－普尔曼日报》上，占据了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配发的是一张我从未见过的于青挥杆打高尔夫球的大幅照片。那是她前一年夏天做暑期工时在学校的高尔夫球场上的留影。她看上去意气风发，非常帅气。报上的通栏标题是：“送给她一个最好的圣诞礼物”——文章将一个来自遥远中国的北京女孩的留学故事，被飞来横祸碾碎的梦想，以及她远在北京的家人的殷殷期归娓娓道来，呼吁大家众手拾柴，一起给于青送上一份珍贵的圣诞礼物——为她买一张回北京的机票，送她与家人团圆。
那是互联网还未出现，社交网络更是连影子都没有的年代。当地的纸媒、地方电台电视台和校园电邮系统全被调动起来，中国同学会也在号召中国同学解囊相助，可捐款总数一直没有突破三千美元，离目标数目有很大的距离，令人焦急。圣诞越来越近，看来那份送给于青的圣诞礼物要落空了，除非有奇迹发生。负责募捐的芭芭拉告诉记者，说她没有放弃，每天凭着祷告和信心坚持盼望。
就在圣诞节前不久，电台里首先传出了喜讯：于青可以回家了！芭芭拉告诉媒体，在捐款进程长时间停滞后，她虽然每天都去查银行的专用捐款账号，但心里已做好了可能无法如期达到目标的准备。她以祷告，等待着神迹而不是奇迹，因为成败都是神的美意。她完全没有想到，当她在一个午后循例到银行查看时，突然看到账号里出现了一万美元的匿名捐款。她当场跳起来，久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作为基督徒的芭芭拉，当然首先衷心感谢的是她的神。
这个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在节前的天空里随着雪花漫天飞舞，人们为于青和家人庆幸之余，也很好奇是谁捐出了这一万美元善款。有人说可能是那个为于青做手术的脑外科大夫——就算程序正确，无人能对他错误的专业判断追责，但他肯定知道自己失手何处，更别说还有中国医生小刘的当面质疑；又有说可能是于青的导师麦奇教授；还有说可能是于青公司的老板……这一切都难以证实。以后来对美国越来越深的了解，我想这笔捐款也完全可能来自一个普普通通、与于青素昧平生的善人。
于青回国的具体安排没有向外公布。时值期末大考阶段，大家都在忙碌备考。后来了解到是由芭芭拉所在的教会出面联系和安排了两名专业护士随行，一路将于青经由西雅图护送回北京。
于青将要回家的消息传来时，整个美国西北地区正处圣诞节前的鹅毛大雪中，我在心里以默默的祷告与于青作别。这个道别如此漫长，长达二十八年之久。
（选自《江南》2018年第三期）
后续：最近经由当年爱达荷大学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的负责人靳先生告知，当年为于青回国捐出一万美元善款的是当时爱达荷大学化学系的退休系主任 Dr. Malcolm Renfrew (October 12, 1910 – October 12, 2013，享年103岁).
Dr. Renfrew 当时强调，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必须保证让他匿名，他才愿意捐款。如今Dr. Renfrew 已离世多年，他当年的善举，是让大家了解的时候了。向他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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